除了新冠病毒,肆虐的还有信息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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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一张声称“专攻心脑血管和肠道的新毒株XBB.1.5在美国登顶,呼吁大家多囤蒙脱石散、诺氟沙星、整肠生等腹泻治疗药物”的截图在网上疯传,一时间,蒙脱石散、诺氟沙星一夜脱销。

无独有偶,1月3日,一张关于XBB.1.5已出现在上海、北京,并会导致大小便失禁的截图也在网上大面积传播,于是,纸尿裤立马成为了网上的抢购商品。与此同时,对新冠并无任何预防和治疗作用的丙种球蛋白也遭疯狂抢购,价格从元一支疯涨到了多元一支。接下来,胸腺肽、六味地黄丸等等也可能会成为囤积商品。

事实证明,所谓“专攻心脑血管和肠道的新毒株XBB.1.5在美国登顶,呼吁大家多囤蒙脱石散、诺氟沙星、整肠生等腹泻治疗药物”的信息是江苏无锡一个从事共享打印机网络的小伙从网上搜索自己总结而来,在该信息热搜后,其被派出所请去做笔录,并已定性为虚假消息。

而所谓“XBB.1.5会导致大小便失禁”的信息,不但国内专家辟谣,世卫组织和新加坡的研究也证实,XBB.1.5与奥密克戎的其他毒株造成的影响并无多大改变。大家热抢的“丙种球蛋白”并非是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的“静注COVID-19人免疫球蛋白”。

这些虚假信息为什么会在互联网上肆虐并成为人们搜索热点进而转化为自我的防疫行动的呢?

这是因为随着一种疾病的流行,伴随着的还有一种“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或传染,它是流行病的二次流行或并行流行,其不但消解了人们对流行病的防治共识,而且会加剧流行病的流行,加大疫情防治的社会资源耗散。从当前新冠疫情的防控看,可以说,“信息流行病”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信息流行病”?它为什么会是流行病的副产品?它是怎样进行传播或传染的?

“信息流行病”的英语为“Infodemic”,它是年SARS(非典)时由美国记者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中创造的一个词。针对当时的SARS流行中出现的问题,罗斯科普夫认为,SARS不是一次流行病而是两次流行病,其中的“信息流行病”使公共卫生危机更难控制,影响也远大于疾病本身。

随后,他进一步解释,(随着)疾病本身的流行,一些事实夹杂着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播,以与根本事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年后,“信息流行病”一词曾一度淡出舆论视野,年新冠疫情发生后,这一词又“重出江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世卫组织。年3月底,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外交政策和安全专家聚会上,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提醒人们,我们正在与信息流行病作斗争,其传播比COVID-19病毒更快、更容易。

随后,世卫组织进一步解释说,信息流行病是关于一个问题的过多信息,这使得难以确定解决方案,他们可以在卫生紧急情况下传播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谣言,阻碍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并在人们之间造成混乱和不信任。

针对“信息流行病”,年9月23日,联合国联合世卫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发布声明,敦促各国采取紧急行动,解决COVID-19大流行同时出现的“信息流行病”。

声明称,COVID-19大流行是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技术和社交媒体向人们提供信息并使他们保持联系,但同时也破坏了全球对危机的反应并危及遏制该疾病的措施。

声明提醒各国,“错误的信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没有适当的信任和正确的信息,诊断测试将无法使用,免疫运动(或推广有效疫苗的运动)将无法达到目标,病毒将继续蔓延”。

声明同时呼吁,“我们呼吁会员国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通过促进基于科学和证据的准确信息及时传播给所有社区,特别是高风险群体,来管理信息流行病;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防止传播和打击错误和虚假信息。”

所以,“信息流行病”是疫情的必然产物,并已成为科学共识。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要从当前的媒介形态和信息发布传播方式上来分析。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信息流行病”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个体面对过载信息而自身处理存在困难所导致的。

相关研究表明,当一个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以指数级急剧增加,推动社会迅速进入信息过载时代。

这些过载的信息中,大量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无用信息和有效信息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于分辨并丧失分析能力,于是产生了“信息焦虑”“信息疲劳”“信息恐慌”等“症状”。

在这种“症状”下,人们于是又不断地搜索更多信息,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传播自己搜集到的信息。其中,借助“家人圈”“朋友圈”这种强连接、可信性高关系,大量无法分辨的信息极易获得认同并进行再传递,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形成了信息的“重复感染”和“交叉感染”,从而形成了“信息流行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流行病”的根源是信息的不确定性。

所以,一方面需要加强信息透明度,从根本上切断传染源;另一方面要强化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最大程度形成舆论共识;第三要对变异性信息的传播及时介入,充分净化信息环境。

作者|耳尖风控研究员马渊

审核|汪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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